年初姥姥在北京去世，按照她的遗愿，我和母亲将她的骨灰带回四平胡同，埋在院子西南角那棵梨树底下。西北角还有一棵年代久远的枇杷树，姥姥唯一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的舅公葬在那里，已经许多个年头。 小时候我在姥姥膝下长大，常听她提起舅公，提起四十年前那场支离破碎的浩劫，当时他们姐弟不过二十出头，一个被分配到云南，一个去了内蒙。 姥姥说，像舅公那样清隽腼腆的人，也不知在苍茫草原是怎样过活的。分别数年后再见，他面上已有风霜坚忍的痕迹，但笑起来仍是眉目温柔的模样。我见过舅公的照片，那会儿他还在四中读书，身上穿着他父亲的棉布衬衣和旧工裤，瘦削清润，斯文俊美，倘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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